京城过年各种停业，而酒饮的消费增加，自然有不少因酒品不好而闹事的案件。

    在京城，管理体系要比地方还要复杂。

    除了兵马司，一般案件审理是交由在京城的大兴县衙和宛平县衙。

    兵马司有执法权，但是没有判决权。

    大明虽然属于人治体系，但是在法律方面，早早就将两者给区分开来。

    就连锦衣卫，如果没有圣人特别指令，就甭提什么先斩后奏了，抓了人，都要老老实实送去镇抚司，东厂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华夏的这种分权制度，在郡县制出现之后，就很快建立起来。

    而此时的西方，尚且还处于执法权与判决权都是捆绑在一起，他们要建立起像大明这样的分权体系，那得到十九世纪初。

    要论法制，华夏相对于西方，更为成熟，某些方面也更加人性化，当然，终究是人治，阶层决定了律法的适用性。

    京城衙役现在主要是调解矛盾，能和解就尽量和解。

    以如今京城的体量，真要把人都抓到县衙，那县衙都站不够位置。

    律法的实施人性化便是如此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只要是小型纠纷，不管是衙役也好，还是族老也罢，都是尽力先调解，若调解不能，再闹到衙门去。

    可就算是如此，京城两县的县令现在也是十分焦头烂额。

    衙役带来的多是醉鬼，而醉鬼是不能对话的，而华夏恰好就是极重视口供作为证据为定罪标准的。

    这可是从西周【听狱】发展至今，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口供就是县衙最重要的依据，其他人证、物证、书证，那都是辅助性证据，为的就是证明口供的真伪。

    现在好了，原告和被告被带到县衙，没讲两句，就直接摊在地上呼呼大睡，这让县令咋办，只能让对方亲属将人带回去，睡醒了，脑子也是迷糊，都觉得是对方的错。

    大多数人还是不至于闹到县衙，可是，就算是一部分，放在京城现在的体量，也不是县衙所能容纳的。

    出现问题，那自然要反馈，层层上报，那苦恼的就是金濂了。

    金濂在刑部浏览卷宗，在两县县令的反馈下，也发现了一些细节。

    两县相比，拥有治安所的宛平县?，数量要远远少于大兴县。

    宛平县?管辖是京城整个西边，而大兴县管的是东边。

    京城西边还有西城区，那可是京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，而那么大的人流量，案件却比东边少。

    这就很不合理了，金濂知道，这两者唯一的区别，那就是治安所。

    圣人的景仁宫就在西城区，治安所便是圣人在五城兵马司之中再改进出来的试验部门，其中的衙役，多是通过了文化考试的退伍军人，所主要管理的，正是西城商业区。

    金濂想了想，光是坐在这里看卷宗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。

    一如圣人所言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比起坐在值班室不断问询侍郎主事什么的，他也需要去实际看看治安所现在是如何运行的。